■“文帝行玺”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位置。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应是南越文王的发布命令的官印。
■“右夫人玺”金印
“右夫人玺”金印是四个夫人中唯一黄金印玺。金印以龟为钮。按照汉代礼制，夫人是皇帝和诸侯王妃妾的称号，可以推断，右夫人等四位夫人的身份是南越国后宫的妃妾。
赵眜玉印
赵眜玉印 “赵眜”玉印为覆斗式印钮，上面有一个小孔可以系印绶。印文为阴刻篆书“赵眜”二字。
“帝印”
■“帝印”玉印 这枚玉印是在墓主腰腹位置出土的九枚印章中的一枚。玉印的印文是阴刻篆书的“帝印”两个字，因墓室进水及年代久远，玉印被浸蚀成黄白色。
赵眜效仿秦汉天子僭越称帝，自铸帝玺
西汉南越王墓于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腹深处被发现，是距今2000多年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埋葬之所，也是岭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汉代彩绘石室墓。墓葬出土的玺印共23枚，分别为金、玉、铜、绿松石、象牙、玛瑙、水晶等质料，其中金印3枚，玉印9枚，铜印5枚，绿松石印3枚，象牙印1枚，玛瑙印1枚，水晶印1枚，有印文的12枚，无印纹的1枚，其数量之多、质地之丰富、钮式之独特实属罕见。
从“文帝行玺”金印看印制
墓主赵眜拥有的12枚玺印中，最赫赫有名的当数“文帝行玺”金印，这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在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的一枚“帝”玺。该印由黄金铸成，重148.5克，印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印面正方，小篆阴刻“文帝行玺”四字，有边栏有田字界格，笔画刚健，布局整饬。“S”形螭龙印钮，雕凿细致，鳞爪飞扬，神气活现，龙之首尾和两足成对角线分置四角，龙首微昂，龙身高高拱起，与印台之间形成一个孔，作穿系印绶之用。印台四周有划伤痕迹，印文凹槽和印台侧残留有朱红色的印泥痕迹，隆起的龙身有几处磨得特别光亮。根据这些信息分析，这枚金印应该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
墓主赵眜尽管效仿秦汉天子至尊制度，僭越称帝，自铸帝玺，但并没有完全效仿秦汉的用玺制度。据东汉卫宏在《汉旧仪》中载：“秦以前，民皆配绶，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可见，自战国时期已经有黄金印玺了。然“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秦始皇将玉玺作为传国玺。子婴请降，刘邦得此玺传国，据《汉书》载，到王莽时这枚传国玺尚在，但自此以后便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汉朝制度规定，皇帝、皇后的玺印用玉，螭虎钮。官印的规格一般是2.2－2.8厘米见方，相当于汉尺的1－1.2寸，故通称方寸印。而赵眜之“文帝行玺”，用黄金铸，而非白玉，约3厘米见方的尺寸也大大超越了秦汉方寸印的规格。更为特别的是该印以螭龙为钮，而非螭虎。据史书记载，高祖所得的秦始皇那枚传国玉玺便是螭虎钮。班固《封燕然山铭》“鹰扬之校，螭虎之士”之句，更是汉人崇尚螭虎的明证。中原政权直到宋代才将以龙作为帝王玺印之钮的形制固定下来。这枚玺印的龙钮不能不算是南越王的独创之举。
《汉书·霍光传》记载：汉昭帝死，昌邑王刘贺“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据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府节台。”然赵眜只随葬了“文帝行玺”金印，与之同出的是“泰子”金印、“泰子”玉印、“赵眜”玉印、“帝印”玉印及无字印数枚，并未见“文帝信玺”、“文帝之玺”。这到底是因为南越国君主并未完全效仿汉朝用印制度，还是这两枚玺印尚存他处，抑或是历经烽烟战火早已不知所终，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谜团。
从龟钮玺印看君臣关系
南越王墓共出土了5枚龟钮玺印，分别是墓主赵眜的“泰子”金印和四位殉葬夫人的“右夫人玺”金印、“左夫人印”鎏金铜印、“泰夫人印”鎏金铜印、“部夫人印”鎏金铜印。
“泰子”金印与一枚“泰子”玉印和一枚无字玉印同出于墓主玉衣之上，方形，龟钮，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台高0.5厘米，通钮高1.5厘米，重74.7克。龟背雕凿精致，用点状纹刻画出龟甲裂纹 。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有边栏和竖界，文道较深，沟道两壁光滑且平直，沟槽底呈波浪形起伏的刻凿痕迹，应该是先铸造后凿刻。
“右夫人玺”金印，方形，龟钮，长2.2厘米，宽2.2厘米，通钮高1.6厘米，重65克。龟背隆起，细点刻画出龟甲裂纹，跟“泰子”金印相比，略显粗率。印文阴刻小篆“右夫人玺”四字，有边栏和田字界格，印章文道略有深浅，刻凿痕迹明显。
其余三位夫人玺印，皆是龟钮，铜印鎏金，印文阴刻小篆，有边栏和田字界格。相比墓主与右夫人的玺印，这三枚龟钮印无论从材质还是从雕凿工艺上来讲都简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