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有着五千多年悠久的文化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并流传下了无数珍贵的文物，它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与结晶，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不过，在漫长岁月的侵蚀下，有一些文物得以保存、流传，但是更多的文物由于各种原因被毁。除了战争和自然灾害之外，正是我们自己充当着文物的破坏者，新中国成立至今，有众多的文物古迹被破坏。
网络上流传着一篇《文革中被毁的文物》，列举了数十项文物古迹。不过，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撇开这篇文章不谈，在相关资料和各地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到各地文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左右的大概情况。
北京明清皇城的正南门是曾经的中华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中华门与正阳门、天安门不同，不是城楼，而是单檐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据透露，1959年扩建天安门广场，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中华门因为“妨碍交通和游行队伍”被拆除。后来又学者曾经说，“如果这一片古城能够保存至今，将是世界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
山东潍坊市临朐县大大关镇与临沂市沂水县马站镇交界处的穆陵关，是沂山东麓古齐长城的隘口，曾是战国时期齐鲁两国相争的战略要点，曾是齐长城沿线最古老、最雄伟、最险要的关隘。不过，穆陵关关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期间被毁，如今已经坍塌，旧址犹存，只有断壁残垣诉说着曾经的战火烽烟。
湖南省怀化市北部有县名辰溪，由县城顺流而下十公里处有做湘西一带现存最古老的思源——始建于宋嘉定年间的“江东寺”，文学大师沈从文曾经贫家江东寺从观赏角度超出了北平的碧云寺。不过此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拆毁，只有一些明清建筑保存较为完好。
河北鹿泉市白鹿泉源之北，存祠庙三楹，民间称为“龙王堂”。不过据文献稽考，其应为“白鹿泉神君祠”，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古代自然崇拜遗迹。该祠始建于唐代开元二十四年。祠庙修成后，由韦济亲自撰文，著名书家裴抗书丹，立“有唐白鹿祠碑”（通常称为“白鹿泉神君祠碑”）于祠前，以记其事，以颂其德。该碑刻成不久，即以绝妙的文采和高超的书刻功夫受到世人青睐。不仅其文被收入《唐文粹》、《唐文拾遗》等典籍中，其拓片更是颇为金石家看重，视如拱璧。历代金石目录类典籍如《常山贞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对该碑也多有著录，可惜碑已毁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的保山古城（古称永昌），是历史上“西南丝道”末端的名城重镇。西汉永平十二年设永昌郡，唐天宝二年建土城，明洪武十八年在太保山顶筑子城，二十二年建砖城，二十八年扩建，使山与城浑然一体。然东门城楼、小北门城洞及南门城楼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如此这些，虽不能一一列举，但是如今有多少�宋墓偶５慕樯苤卸级嗔艘痪�“毁于六十年代”。
除了这些不可移动文物之外，还有那些被大火焚后成为灰烬的古籍善本、字画、信笺、珍玩等更是令人无尽唏嘘。有很多知名藏家、书画家，或者是普通藏家因怕惹祸而自己烧掉、毁弃的珍贵文玩书画不知凡几。
或许，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窥得当时有多少文物被毁。1967年12月，物资部金属回收管理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业生产指导局发出了《关于从供销社收购杂铜中挑选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的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便组成了拣选小组，负责抢救文物的工作。仅当年12月，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派往东城、西城、宣武、崇文4个区的34个清查小组，清理出有保护价值的铜质文物约43吨。这些文物中有上至商、周、战国、秦、汉，下至明、清的历代文物。均已入库保管。到1971年12月30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有关查抄物资方面的文物拣选工作基本结束。清理出八千户被查抄的物资（不包括财政局各实物库的无主户），共拣选清理出文物538500余件，字画185300余件、图书（包括资料）2357000册（捆），木器5000余件。另从各造纸厂、废品站、炼铜厂拣选出图书314吨，铜质文物85吨。这些被抢救的文物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在没有组成抢救小组之前被毁掉的、与没有被抢救地区的文物不知该如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