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而独具特色的馆藏享誉海内外，近年来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记者昨日获悉，旅顺博物馆近日向学术界公开了馆藏近90年、学术界以为其佚失了的“旅博本《坛经》”的全部内容，作为佛教里唯一一部由中国人写的被尊崇为经的佛书，它的公开对禅宗史的研究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坛经》，全名为《南宗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六祖慧能的传法记录，是佛教里唯一一部由中国人写的被尊崇为经的佛书。该《坛经》写本在旅顺博物馆收藏了近90年，被学术界称为“旅博本”。上世纪50年代，在国家文物局上调该馆馆藏佛经时，该本阴差阳错未被拿走，学术界以为其佚失了。2003年博物馆对文物进行数字化整理，对该本进行了拍照，定为三级文物。2009年12月，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著名佛教文献研究专家方广錩教授专程来到旅顺博物馆，对旅博本《坛经》进行了鉴定。方广錩认定旅博本《坛经》就是学术界关注多年，由大谷探险队得自敦煌藏经洞的敦煌《坛经》写本之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本的公布，将对中国禅宗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禅的原始思想由佛教大师菩提达摩从古印度传来，后与中国本土的道学、儒学、玄学相融合而形成禅宗。它不仅是佛教中国化的体现，自唐代以后，更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坛经》是禅宗最重要的文献典籍，上世纪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敦煌本《坛经》是现存最早的《坛经》写本，作为禅宗的传法经典，形成于唐代中期，五代仍在流行，它基本保留着中国禅宗原始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

从目前散存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看，敦煌本《坛经》共有同一系统的5个写本，其中完整的有三个。旅博本是发现最早(1912年)、公布最早的(1920年《关东厅博物馆一览》中的《古经类文物目录》上首次著录)。其次被发现的是现藏于英国的S.5475号，它是最早引起中外学者重视并开展研究的本子，被称为斯坦因本《坛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敦煌本《坛经》的研究大抵依据这个抄本。第三个被发现的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冈48号。卷轴装，抄在一部《无量寿宗要经》背面，只抄写了《坛经》的后部分，有尾题，称为北图本《坛经》。第四个被发现的是现在藏于敦煌县博物馆的敦博077号。该写本抄写禅文献多件，，《坛经》是其中之一，学者们称其为敦博本。另外,1996年，方广錩在国家图书馆又发现了一些《坛经》写本残片，卷轴装，仅存5行，方广錩认为是兑废稿，称其为北残本。

旅博本《坛经》装祯形式与斯坦因本和敦博本相同，为缝缋装的册子本。由首尾完整的两部经典组成，除了《坛经》之外，还包括另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佛经《大辨邪正经》。与另外几个写本比较，旅博本《坛经》是唯一有年款的写本。尾部有“显德五年乙未岁”(应是 “显德六年”之误)，显德为五代后周的年号。显德六年是公元959年。它还保留了完整的缝缋装装祯形式。缝缋装是中国书籍由卷轴装向线装过渡的一种形式，唐、宋时期曾经流行过不太长的时间，现已失传，仅在日本还有(称“和缀”)。其他敦煌写本中虽有相同的缝缋装，但多已破损，目前旅博本《坛经》的缝缋装是保留最完整的，可以重现缝缋装原貌。旅博本《坛经》共有52页，105折，经文中有朱笔画的间隔符和断句标点，这在敦煌写本中是罕见的。

旅顺博物馆馆藏大量古籍，2008年奥运会期间，该馆有一件为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写本——西晋元康六年佛经写本残片《诸佛要集经》，参加了国家举办的奥运文物大展，这件珍贵的佛经写本已经收入“国家古籍珍稀本名录”。2009年在辽宁省文化厅组织的古籍文献普查中，博物馆对馆藏古籍重新进行了整理和鉴定。经过统计，该馆现藏有五代、宋、元至明清时期写本、刊本珍稀古籍达100余种。这些珍本都可以进入“国家古籍珍惜本名录”，尤其是敦煌本《坛经》写本，更具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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