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生产的彩瓷都有名称，从考古中出土的唐代瓷杯上就清晰地写有“茶碗”或“酒盏”、“蝶子”和“油瓶”、“小口”和“花台”等等名称。生产的茶碗胎轻壁薄，葵花形口，酒盏比茶碗小，容易区别。长沙窑生产的壶瓶种类较多，据收藏家统计有70 多种，如：喇叭口系钮壶、猪头流系纽壶、蟠龙提梁壶、葫芦型壶、花口壶和盘品壶等。但壶上不见“壶”字(专家认为，唐代时还没有发明壶字)，有些小口带流的横柄壶写有“注子”，贵州文玩，盘口系纽带的壶写为“油瓶”，也有写为“注瓶”或“汲瓶”的。其中，在长沙窑址中出土的一个酒壶上面竟写着“一双青鸟子”，有一个出土的带有喇叭口手壶的流下，书写有“陈家美春酒”等题记。总之，文玩，窑口出土最多的是盘口系钮壶和节流喇叭口手壶，这些壶上写的“油瓶”或“酒”字器。

长沙窑也代表了彩瓷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冯先铭先生说：“长沙窑虽然在当时文献中没有越窑邢窑那样被人津津乐道，然而它代表了唐代从注重瓷器釉色美转移到瓷器彩绘装饰美的新方向，它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容忽视的。”(中国陶瓷1994)在唐代之前，我国的陶瓷工艺主要是单一的青、白釉作纹饰，人们以追求单一釉色美为审美观点，但长沙窑则是采用丰富的色彩，大量地利用釉色纹饰追求创新的过程而独具一格。在大量的长沙窑生产的器物彩釉上，你会发现釉色的特点集中在铜绿釉和铜红釉上，这两种釉彩广泛地应用在壶和瓶、杯和碟等身上，甚至出现通体分别是这两种釉色的器物。在唐代的长沙窑就能生产出铜绿釉和铜红釉的彩瓷艺术品，这的确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创举。正如耿宝昌先生说：“长沙窑开辟了采用铜红为饰的先河。”笔者认为当时的长沙窑的铜红釉彩的创烧可以同宋代钧红、明代的霁红和清代的郎红等比美。其中，长沙窑的彩瓷除应用上述两种彩釉外，还大量使用酱褐色作为纹饰，在白色釉饰中常见。

从出土的彩瓷上可看出釉下彩常见的纹饰是以花草为主，一反传统花卉人物画法，器物上经常出现许多不知名的山花和野草等，甚至南方的椰树和北方的紫槿、荒野和杂木、飞鸟和茅芦都不拘一格地闪耀于各种器物上，显得纹饰古朴生动，画法大胆夸张。你会感觉在那奇花异草之中不仅是浪漫之情趣，杯盘壶罐中却充满时代的苍桑。除此之外，长沙窑彩瓷以文字书法作为纹饰也是一大亮点，长沙窑彩瓷上经常出现诗歌和警示格言，文玩，常以楷书和行书出现，有专家点评：书法藻丽多姿具有“兰亭序”之笔意，也兼有“二十九日贴”书体某些特点。总之，这些书法深受二王书法影响，令人觉得瓷有价而书无价之贵也。其实长沙窑彩瓷书法之多，也是中国陶瓷史上之最，如出土的釉下黑彩上“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诗深意远，叫人扼腕叹息。又如专为信奉伊斯兰教而制作的釉下绿彩小口四系背壶(1980 年扬州萧山墓出土)，上书“真主最伟大”以及绘画中鱼儿嘴边钓饵珠状图，书法有“垂钓之鱼，悔不忍饥”和釉下黑彩敞口盒上书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等，发人深省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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