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朱守城墓出土文房用具散论

1966年4月,上海市宝山县顾村发现明代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合葬墓,明季著名书画家为其墓前建筑书额,看来,朱守城是一位颇有声望的万历文人。在墓主朱守城头部两侧出土了砚、笔筒、笔屏、印盒、镇纸、压尺、文具盒、圆盒与香筒等14件文具,是迄今为止考古出土明代墓葬中最为完整精美的一套。

1966年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墓出土明代黄花梨木“昭来堂”铭圆盒

1966年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墓出土明代紫檀木笔筒

1966年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墓出土明代黄花梨木盖端石风字砚

1966年4月,上海市宝山县顾村公社秦江生产队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古墓,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即对古墓进行清理,确定是明代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合葬墓。结合墓内出土的买地券与地方史资料,确认朱守城为宋桂林宣抚使朱存仁之后,明季著名书画家为其墓前建筑书额,看来,朱守城是一位颇有声望的万历文人。

此墓一穴三棺,中间主棺入殓的即墓主朱守城,在其头部两侧出土了砚、笔筒、笔屏、印盒、镇纸、压尺、文具盒、圆盒与香筒等14件文具,是迄今为止考古出土的明代墓葬中最为完整精美的一套。由于出土的文具品类众多,本文择而论之。

墓中出砚两方,一方箕形端砚,长22厘米、宽13.8厘米、高3厘米。箕形。砚首弧形起边,砚尾弧形,砚两侧边与砚首和砚尾弧形相连,中间内收,砚首比砚尾窄,砚堂呈斜坡状,砚心微凹,墨池较深且广,几乎占砚面的二分之一,砚面留有一眼。砚首低垂着地,砚尾处有两口径渐收的圆柱形小足。附黄花梨木砚盒,依砚形整挖,下承四条形矮足。另一方长方形碧玉砚,长8.5厘米、宽4.4厘米、高1.9厘米。碧玉质,有较多玉花和绺裂,扁长方形。在平坦的砚面上挖出一深一浅、一小一大两个圆池,作墨池与砚堂之用。砚背平。砚身打磨光洁。附黄花梨木砚盒。

箕形砚是最为多见的砚式之一,形如簸箕,出现于唐代。明代的箕形砚呈现出多种样式,有保持早期箕形砚的基本风格,略作改动的,也有与传统箕形砚差异很大的。如朱守城夫妇墓出土的箕形端砚,砚形与早期的几乎一样,只是双圆足缩水,与早期较为粗壮的足相比尤显单薄。

玉砚不宜发墨,主要作用是碾磨朱砂,考古发掘中最早的玉砚出土于内蒙古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有玉砚两方,明代玉砚造型端庄大方,浑厚朴实,饰纹砚较少,一般无过多装饰;器型有长方形、抄手形、椭圆形、圆形、蝉形等。

笔屏

墓中出土的笔屏通高20厘米,底座长17厘米,宽8.5厘米,是一种笔插与砚屏组合而成的文具,至纯天珠,非常少见。笔插是一种竖向的置笔用具。器身如口字形,下部的底座上有数个孔洞,底座上竖两根立柱,立柱之间有横梁,横梁上有若干圆孔,可供插笔。砚屏则是置于砚边,用于遮风障尘的小屏风。笔屏组合了两者的功用,插笔与遮风障尘两不误。

明高濂的《遵生八笺》中有文房器具篇,专条记录“笔屏”,笔屏 “镶屏插笔”,“大者长可四寸,{三寸者”,其惊艳之处在大理石质的屏心,高濂曰:“有大理旧石,俨状山高月小者,东山月上者,万山春霭者,皆余目见。”墓中所出的笔屏,虽无山高月小,东山月出之状,但言其有些万山春霭之姿,还是可以想象的。

笔筒

作为文房用具的主力――笔筒,在中国出现大概在明代的中晚期。记载笔筒较多的是明代的文献。据《天水冰山录》记载,查抄明代一代权相严嵩(1480-1567年)家产的清单上,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

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笺》笔筒条曰:“(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文、屠二人皆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对当时的文房器具多有记述。二人皆钟情于竹木的雅洁,对其他质地的笔筒关注不够。

在明代中晚期的绘画与版画上,笔筒也有较多表现。如仇英的“桐阴画静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陈洪绶的“饮酒读书图”(上海博物馆藏),万历年间刻本《状元图考》之“胡广”、万历四十五年刊本《原本还魂记》插图、崇祯年间刻本《郁轮袍》之“求配”等画上,笔筒已成为文房四宝的辅助用品。

而在考古发掘中明代的笔筒可以此墓出土的紫檀笔筒为代表。此器高15.5厘米,贵州文玩,口径8.8厘米,上大下小,素面,口沿的端部打D,从近口沿的一厘米处往下减地,为素身的圆筒留下一周玉带。底部的处理更是匠心独运,由于一木连做的笔筒极易开裂,故此处的底部是另外加工的,然后与筒身相接,座下承三矮足。

镇纸

墓中出土的红木长方形嵌螺钿镇纸,长10.8厘米,宽7.2厘米,高2厘米,是一种最常见的压纸用具,镇纸大多取动物造型,用铜、铁、石、玉、竹、木、瓷、水晶、象牙等制作。

宋人的文献中已有了镇纸,宋陶b《清异录》提到了为镇纸起各种有趣的别号:“欧阳通善书,修饰文具,其家藏遗物尚多,皆就刻名号……镇纸曰套子龟、小连城、千钧史。”宋杜倌的《云林石谱》记载有饭石、桃花石做的镇纸。《元史》中有象牙镇纸。明高濂的《遵生八笺》和文震亨的《长物志》都有镇纸专条。高濂还有声有色地描述了各种质地的镇纸。如鎏金辟邪卧马、大铜虎、白玉猎狗、玉兔、玉牛、玉马、玉鹿、玉羊、日月玛瑙石鼓、玛瑙蹲虎、水晶石鼓、酒黄水晶抵牛等等。

专门制作一些物件以作镇纸出现于唐代。传世与出土的唐代长沙窑有狮形、蛙形、人物形、异兽形等多种镇纸样式。西安东郊唐韦美美墓出土一件玉兔形镇,下为长方形底座,上雕一背拱起作伏卧状的兔,洗练传神。

宋代,,镇纸已较为普遍。出土有文房用具的宋代墓葬和窖藏大多会有镇纸出现。如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南宋初年窖藏有黄腊石坐佛镇纸;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年间史绳祖墓有白玉兔形镇纸;浙江诸暨南宋庆元年间董康嗣夫妇墓有石雕犀牛镇纸;江苏武进南宋墓有几何形素面的水晶、象牙镇纸。从这些考古资料分析,镇纸在宋代不但有石、玉、水晶和象牙多种质料,器型也是丰富多彩。后世镇纸的三种类型(人物、动物、几何形)都已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