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那曲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普查员与收藏者相约在一座山上相会，就地铺开毡子开始了普查。

原标题：摸清古代典籍家底

悠悠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承载光辉灿烂的思想。可身为这文明的继承者，当今人们却很难说清先辈为我们留下了多少典籍。2007年启动、2012年全面展开、2014年开始收官的新中国最全面一次古籍普查，力图回答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

问典

古代典籍留下多少?

“我们一以贯之为浩如烟海”

2011年9月23日，一项被誉为医学界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奖在美国颁奖。这一年，它的得主是发现了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的中国学者屠呦呦。令全世界感到新奇的是，屠呦呦获奖后介绍，在她的实验研究经历多次失败陷入困境时，是一部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中的一段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启发了她，使她改变了药物的提取方法，采用低温提取，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难题。一部1600年前东晋时期的医学古籍，帮助今天的人们解决了医学难题，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古籍再次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文化的一脉相承也使中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就在不久前闭幕的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特展上，仅参展的110余部古籍就令参观者叹为观止，沉醉于中华文明的丰富样貌。甲骨、简帛、金石旧拓、古代舆图，古代典籍的载体非常丰富，它们又承载了宗教、哲学、文学、科技、经济、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如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所著《[光绪]湘阴县志》稿本，经曾国藩批校，弥足珍贵;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鹤轩笔札》，收录了其南游宝应、高邮时担任孙蕙幕僚期间的稀见稿本，展示出少为人知的经历和思想。中国书籍史专家钱存训曾在著作《书与竹帛》中讲到，我国16世纪以前书籍的数量，超过此前世界其他国家书籍的总和。

然而，经过岁月荡涤，历经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灾祸，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古代典籍到底还存世多少，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如何，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大量古籍没有清点和编目，而私藏古籍、寺庙收藏的古籍以及流散海外的古籍更是数目模糊，我们一以贯之为浩如烟海。”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曾这样形容。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记得，自己上世纪80年代还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学习时，不同的学界前辈给出的答案就相差整整一倍。“有的先生估计留存在世的中华古籍有七八万种，也有先生说是十五六万种。”张志清说，那时候，老一辈学者常常提到摸清存世的中华典籍家底是他们的心愿，也常常寄语他这一代学人，说要是他们能把古籍存世的情况弄清楚，就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

古籍第一次迎来人们“检阅”是在“文革”后期，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要摸清善本家底。善本，是古籍中在学术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各方面俱优的珍品，这次普查的重点自然集中在清乾隆以前，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古籍。历经20年，对古籍的第一次“检阅”得来一套《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收录781家收藏单位约6万种善本。不过，由于缺少扫描和照相设备，当时清点的善本古籍并未留下书影。登记查点时遇有古籍基本信息的疑问时，也缺少条件做专家集体会诊。

直到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成为我国政府首次颁布的关于古籍保护的文件，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更加全面的古籍普查登记。这一次，凡是1912年之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的，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都纳入普查范围。

寻典

500名普查员挑战地大物博“熟练工一天只能查五六种”

“请问，哪一行是书名?”普查一开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把人难住了。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南方一家县级图书馆的普查员，他介绍，在县级图书馆里，很少有学习历史、古汉语或文献学等古籍相关专业的馆员，普查古籍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07年的统计，在古籍普查开始之初，全国各级图书馆中的专职古籍保护人员不足100人，有古籍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不足500人。而他们要面对的是当时所知的890多家收藏有古籍的单位。

一把尺子、一部相机、一台扫描仪和几本工具书，这就是古籍普查所需要的工具。工具倒不多，可要真的查清楚，又不那么简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最初制定的普查表格长达16页，共50多项，细看这些项目，古籍的开本尺寸、版式、行款、钤印、装帧形式，每一篇序和跋的核心信息，以及哪一页有破损，破损是酸化还是虫蛀，又破损到了什么程度，均要一一记录在案。此普查表可以详细呈现出一册古籍的文物属性、艺术属性和文献属性。可这么多专业的普查项目让很多缺少专业人才的图书馆束手无策，各级古籍保护中心只得手把手培训人才。

“就算是熟练工，一般一天也只能普查登记五六种古籍。”北京古籍保护中心一位普查员介绍，其中最令新老普查员头疼的就是判定 “版本”。原来，中国古籍有个特点，通常没有现在图书的版权页。本来，古代刻印典籍一般会在卷首有“牌记”，会记录刻印的时间等基本信息，但在流传过程中有的遗失了，有的则是被书商故意拿掉，模糊图书的年代信息以谋利，让后世之人难以为古籍断代。要想断得清楚古籍的年代，不仅要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能通读古籍的序和跋，从中找到有用的年代和人物信息，还得熟悉历史上各个年代典籍的通行尺寸、行款和装帧风格，甚至对各年代的纸张特点、用墨特点都非常熟悉，才不会张冠李戴，而这绝非一日之功。曾有一家基层图书馆，由于普查员实在断不出古籍的年代，就干脆统一“判定”为宋刻本，令人啼笑皆非。直到2012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普查表格简化为6项必填和7项选填，降低了所填信息的难度，才使古籍普查得以全面展开。

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使得古籍分布异常广泛，其在偏远地区的分布之多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仅靠全国不足500位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才，把这些偏远地区的古籍一一找到看上一眼，并非易事。

4年多过去了，西藏阿里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第一个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记。几十位普查员全部放下日常工作，一年中跋山涉水足足6个月，出车83次，行程1万余公里，才将75个收藏单位和20户收藏家庭跑遍。阿里收藏有古籍的单位多为寺庙，光是札达县就有39座寺庙和拉康(藏语，佛殿)收藏有古籍，占阿里地区收藏单位的半数以上。可这些寺庙大多位于人烟稀少的僻静之所，因为缺少人手，札达县文体局局长洛丹只能亲自上阵。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和普查员们有时晚上就睡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遗弃民房里。这种遗弃的民房根本没有屋顶，所谓“房”也只剩四周一圈半人高的石头墙而已，“房”内则是空地一块，大家把随身带来的行李、睡袋铺在地上，和衣而卧凑合一晚。有的地方实在太远，还得普查员与当地共同约定一个山头，双方都赶到那里汇合，然后便在草地上铺块毡子清点、普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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