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济南唯一一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着中国“考古圣地”之称的城子崖遗址一直为世人所关注。记者在城子崖遗址考古工地采访获悉，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子课题，自2013年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便一直在此进行考古发掘工作。2017年，从3月开始，文玩，考古队又在这里“奋战”了4个多月，并再获重要考古成果：确定了城子崖岳石文化晚期城址的北城门的存在，并搞清了城子崖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多年)、岳石文化时期(距今3000多年)和周代(距今2000多年)的城墙和壕沟的关系及演变。

“城门开” 距今3000多年前的城子崖城门露真容

7月11日，在城子崖遗址考古工地，烈日之下，此次考古队执行领队朱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朱超告诉记者，要说清楚这次考古发掘，就要从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历史说起。城子崖遗址由吴金鼎先生于1928年前往东平陵城调查时偶然发现，其后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于1930年和1931年进行了两次发掘，第一次由李济先生带队，主要是开了一条纵中探沟，即在城子崖遗址中间位置从南到北开了一条探沟，第二次由梁思永先生带队，在城址西北开了五条探沟，“其中一条探沟离岳石晚期西城墙主体只有十几厘米，可惜当时并未完全够及。”1989年—199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发掘城子崖遗址，确认了相互叠压的三个时期的城址。自下而上分别为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的春秋时期。龙山文化城址位于下层，面积约20万平方米，该城址有南北城门且中间有道路连接。20世纪30年代初第一次发掘时所发现的城址属于岳石文化，面积约17万平方米，城墙建在龙山文化城墙的内侧较高处。岳石文化之上是春秋时期的城墙，到战国时废弃。

朱超告诉记者，早在2015年冬，考古人员就对南门进行了考古发掘，但由于早年村民取土而造成的破坏，当时虽然找到了岳石文化晚期城址南门的位置以及门道豁口西侧的城墙基槽，但却无法搞清城门的具体结构。而从今年3月开始的这次考古发掘，通过对北门的大面积揭露，则基本搞清了岳石文化晚期北城门的结构，因此意义重大。

朱超表示，北城门位于城址纵中线北端偏东处，门道西侧现存一长条形基槽，基槽里南北直线分布着12个柱洞，直径在25—30厘米，每个柱洞底部均有垫石，因此当时应该有12根柱子，整个门道长约10米，根据现有结构推测，当时城门应该有类似门楼的上层建筑。

城墙与壕沟 防御功能越来越强

朱超介绍，本次考古发掘的另一重要成果，就是探明了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城墙和壕沟的演变关系，“我们在当年梁思永先生主持发掘的城内西北角的探沟往西，开了一条56米长的东西向探沟，“整体贯穿了各期城墙及壕沟，因此得以搞清不同时期的城墙和壕沟的关系和演变。”朱超说：“周代城墙留下的遗迹极少，贵州文玩，推测可能部分区域延用了岳石文化晚期的城墙。而根据此次考古发掘，我们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城墙紧贴现存的城子崖台地外侧，那时候的城墙采用平地堆筑法建造，夯层不甚规整，城墙高不过2米，防御功能有限，防御还是主要依靠城外深达7米，宽约30—50米的壕沟。到了岳石文化早期，依然沿用城墙与壕沟相连的防御模式，但这一时期城墙建筑技术有了飞跃性的进步，束棍夯筑和版筑两项筑城技术的普遍使用大大增强了城墙的坚固程度，使城墙变高成为可能。束棍夯筑是把数根木棍绑在一起夯打，夯窝密集清晰，夯土坚硬。版筑就是用夹板挡土，这种技术使得城墙外侧陡直规整。到了岳石文化晚期，城墙和壕沟完全分离，间距15米左右，城墙高达4米以上，防御功能主要由城墙承担，不再过度依赖于壕沟了。”

朱超还表示，至纯天珠，岳石文化早期，壕沟有过两次大的清淤，周代则有四次，可见当时壕沟使用过程中需要及时清理淤积。另外，本次考古发掘还发现了一些灰坑、房址等遗迹并出土了丰富的遗物。

城子崖遗址是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一处区域中心聚落，最晚至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完全废弃。而此时距离城子崖不足1.5公里的东平陵城则快速兴起。这个面积有400万平方米的城址——就是最早的‘老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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