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匡时2012秋拍亮相的“南长街54号档案”中,有数通梁启超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札，文玩，有的言及家庭琐事，有的谈论家国大事，涉猎领域诸多，尤其是其中透漏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仅在1927年，梁启超就给启勋写的信中就有多通围绕京师图书馆展开话题。尽管任公是知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但是，其在图书馆领域作出的贡献以及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却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楚。京师图书馆就是梁启超在实践近代图书事业的一个重要事例。
名称：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一通
数量：1（纸）
时间： 1927年年初
名称：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一通
数量：1纸
时间：1927年7月12日
其实，梁启超本人进行图书馆时间的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变法维新之前。1890年，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就设立了书藏，到1898年已经有藏书万卷。此后，梁启超在粤学会、强学会都对图书馆事业进行了实践，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阐述图书馆是富国强民、变法维新的重要途径。
1925年10月，教育部与主管庚子赔款退还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签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确立新址，明确经费。11月，京师图书馆正式改名国立京师图书馆。12月，经过北京政府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协商，教育部正式任命梁启超为京师图书馆馆长。
梁启超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之后，就迅速为图书馆的发展开始自己的工作。12月20日，梁启超在给袁同礼的心中明确了图书馆的新址，商定中国图书分类法和购买书籍的事宜，并为图书馆制定了很多的可行之策。
1926年起，北京政府财政枯竭，无力履行与基金会的合同，图书馆建立的事宜全部由董事会承当。在这样的时势下，梁启超给启勋写了数通信，请为代办诸多事宜。1927年年初，他写信给梁启勋（参见程卓编《宝贝你好吗》p34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顷拟一公电，谅弟志必赞成，请持示宰平、越园一商（能并示博生尤妙，但以速发为佳）。若无甚反对（请两公对于文字代为斟酌），即送钧任代发之。仍先行录一副稿，即送博生处交通新社发各报，又录一副稿寄上海各报纸登之。两浑。八日。
梁启超在信中交代启勋将“公电”与林志钧、余绍宋商榷，若能让陈博生（1891—1957,字渊泉）一阅为妙，但要以尽早发出去为前提。若林、余二人没有异议，就送到陈博生处请他交给通新社发给各个报纸，并将副稿寄到上海，在各报纸刊登。
同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率军进入北京，成立军政府。张打着“反共讨赤”的旗号联合孙传芳、吴佩孚拼凑安国军，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遂梁启超决议辞去北京的诸多事务，包括辞储才馆职务。6月22日，他在天津写信给梁启勋，请他与余绍宋商谈图书馆拨款之事，若拨款事宜得当，就请托人告诉朱有济（1886－1960，1927年任潘复内阁财政部次长），并叮嘱仲弟小心谨慎——“请弟更当面细与推敲，若谓恐惹葛藤犯不著，文玩，则置之”。次日，他又给启勋写了一封4纸的信，亦是商议此事。尽管梁启超考虑辞去京师图书馆的职务，但因美庚款委员会要以其在馆长职为条件才肯接济图书馆，所以梁启超暂且不辞，但已准请假，由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代理。
经费也是任公操心范围内的事情，梁启超担心南北大战全国金融体系崩溃，遂陆续将手中的股票、保险等变现，并汇给在国外的长女梁思顺，让其代为保管和经营。且在任职期间，他决定将个人积存的保险费押借现款近万元以充馆用——“都共九千九百九十元即垫款，贵州文玩，共万元（请多交馆中十元，凑呈成数，少十元耳）。即以万元计（八厘）息”。7月2日，梁启超给启勋写信，长达五通，交代了诸多款宜事项的用途。7月14日，再写信交代接收董事会按月归还垫款的事项。而7月11日、12日，亦写信商谈此事。
10月1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决定，财政部以盐余款项每月拨付四千元经费给国立京师图书馆，梁启超于10月6日正式担任馆长一职。后因身体与经费问题，1927年3月，梁启超两次向教育部申请辞职。教育部以与董事会的协议中有须由梁启超担任馆长为由，曾经拒绝，但最后还是在1927年6月批准。之后，梁启超离开京师图书馆，开始了养病的生活。11月30日写信向启勋谈论为京师图书馆董事会垫款事务并表达请辞储才馆之意——“......董事会每月垫款二千五百元（以我在职为条件），保险公司款可以每月摊还若干......储才馆早晚总须摆脱，即不摆脱，弟亦每月到方家一二次便得，盖庶务别有人管”。
单从1927年的这数通信中即可看出，梁启勋对长兄梁启超建设“现代中国”的宏图起到了重要作用，然亦可看出，梁启超对仲弟梁启勋极其信任与器重。此次秋拍即将展现任公为图书馆历史所作出的耕耘贡献——被尊称为“近代史上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名副其实。